高级翻译学院

记北京联合国译训班–张载梁

作者:时间:2016-04-11点击数:

记北京联合国译训班

张载梁

北京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于1979年开学,到 1993年停止招生,前后为联合国培养口笔译译员二百余人。

开办之前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筹备过程。

197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湖北五七干校搬回来不久,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院系领导就考虑到联合国需要翻译人才的可能性。后来外交部转给我们一份苏联政府与联合国关于在莫斯科合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那份协议,开始较为具体地设想在北京举办类似的译训班。

时值文革,政冶上的干扰很大,因此虽然1972年开始酝酿筹办译训班,但直到1978年才得以落实。当时联合国一位副秘书长来中国访问,外交部宴请他,席间谈到在北京成立联合国译训班,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同年秋天,学院领异刘柯率领我校一个代表团前往纽约,与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有关部门谈判,并达成协议。1979年9月,译训班开学。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该席位由国民党政府占据。在此期间,中文虽然名义上是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享有这个地位。国民党外交官在联合国发言时一般都不讲中文,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翻译成中文。我们还记得,1950年伍修权率团前往联合国控诉美国侵占中国台湾。据说,当时他曾讽刺国民党代表,说他们:“连中国话都不会讲,有什么权力代表中国!”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外语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改变这个局面,使我们的祖国语文真正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捍卫民族尊严在语言方面的具体体现。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就一直致力于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目标,我们外语工作者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如此热衷于为联合国培养翻译人才。

当时世界范围内有几个有名的翻译学校,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可我们国家到70年代还没有一个正规培养同声传译的学校。从国家的角度上讲,为联合国培养翻译人才是捍卫我国的民族尊严,对我们学校来说,这也是提高我们培养规格的一个机会。笔译方面我们学校经验丰富,但同声传译方面却是从零起步。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开辟一条道路出来。就这样,捍卫民族尊严和使我们的翻译培训工作赶超世界水平成了译训班历届师生的共同心愿。正是这种深深植根于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成为教师努力工作、学生发奋学习的巨大动力、 帮助我们克服了创办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

起初,我们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1979年开学前的暑假,联合国派人来视察筹备情况,同时要通过考试录用—批口笔译译员以应急需。可是当时我们没有机器设备,连录音机都很少。最后考试口译时,我们用两台简陋的录音机,一个放音,一个录音,才将就完成。开学时,我们没有专门的教室,只好从英语系借两间,从西班牙语系借一间,共三间教室,还不在一个地方。后来联合国提供了语音实验室,也是装在另外一间借来的教室内。这种情况延续到1983年译训班有了自己的专用教室和先进的电教设备为止。

另外,我们的经验也不足。我们虽然在笔译方面较有把握,但是对于同声传译了解还不够。我们的教师有过一些这方面的实践,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我们的认识还不系统,特別是对同声传译的培训知之甚少。开学时,我们向学生坦言,我们物质条件差,经验不足;同时我们也告诉他们这份为国争光的雄心,也要求他们一起实现这个雄心。由于师生有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现在想起来,正是这种对国家、对事业的责任感弥补了我们物质条件和教学经验的不足。

饮水思源。译训班在创办过程中之所以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还要感谢国内外各方士的大力支持。首先,外交部国际司和干部司、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有关官员、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历届处长汤兴伯、崔烈、严梅生、张献和口译司中文科科长范家桢、刘丽媛、王若瑾等都及时给了我们指导和帮助。另外,联合国华裔官员张国和、黄圣仪、章印波、黄砥石等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可以说译训班的成功不仅是全体师生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上面提到和没有提到的关心译训班的国内外朋友的爱护和帮助。当然,联合国秘书处在物质和财政方而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的。在创办前后它为我们提供了语音实验室、模拟会议室以及办公和其他电教设备,还有大量的参考和视听资料,使译训班成为全校各系中装备最好的单位。按照我国与联合国秘书处签订的协议,联合国按每名学员6000美元向译训班每届提供10-15万美元的办学经费。秘书处的有关领导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译训班开学仪式就有两位副秘书长专程自纽约来北京参加,译训班的第一次录用考试由另一位副秘书长亲自主持。在秘书处各级领导中,特别是法籍翻译司司长赛斯泰克自始至终给了译训班指导和帮助。

联合国为我们草拟的教学大纲规定学制为一年一期,当时苏联就是如此,但我们将第一期译训班延长至一年半。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保证打响第一炮。一年半后,联合国派官员来主持第一次录用考试。同声传译的录用考试类似体操比赛的打分,总共有七个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我们25个学生中10个参加同传考试,英译中2篇,中译英5篇,一边放音,一边翻译,一边录音。七个考试委员中有译训班的代表,有联合国的代表,也有外交部的代表。唐笙、马隆德就曾几次担任考试委员。七个委员根据录音判分,他们每人一张打分表,其中分列多项,如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各项占一定的百分比。培训时,我们的要求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将及格线定为70 分。考试结果出来后,大部分考生得分都在80分以上,80 分以下的极少。这个成绩出乎联合国的意料,得到联合国主持考试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评价,间时也出乎我们老师乃至学生自己的意料。

但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下了苦功夫的。最初筹办译训班时,我们思想压力很大,觉得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办不好,师生都无法对自己国家交待。第一届学员最后的优秀成绩对我们是最好的安慰。

此后,第二期学生一年就毕业了。到了第三期,我们自己做了一些调整,把学制改为两年。之所以作如此调整,是因为后来学生越来越年轻。我们想,不管他们是否通过联合国的录用考试,都应该给他们更扎实的培养,以便他们将来有更好的发展,这也符合我们赶超世界水平的想法。此后,两年一期的学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

1990年,中国在联合国的译员由原来的轮换制改为长期工作制。而此时译训班培养出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致无法录用。因此,1993年,联合国决定不再招生。在译训班的基础上,外国语大学建立了高级翻译学院,纳入全国硕士培训计划。

从1979年到1993年的14年中培养出来的口笔译学员中许多人都被派往联合国工作,为联合国实现其宗旨和原则做出了贡献。如今,联合国的中文译员无论是在纽约还是日内瓦、维也纳或曼谷,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大多数都是译训班毕业的学员。联合国在其他地区的国际机构内增设的中文翻译服务,如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海牙的化学武器组织,其班底也都是译训班的毕业生。

其次,译训班也为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干部。头两届学员在联合国服务期满后在外交部工作,如今有不少人已担任司局级的领导。

第三,译训班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翻译师资。译训班毕业的学员中有些分布在全国各地,担任外语教师,如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等。有的教笔译,有的教口译,还有的在国外的大学担任教师。此外,也有一些学员在研究所工作,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从1979到1993年的14年,译训班像一棵树那样经历了发芽、成长到开花结果整个过程。我们这些为之培土灌溉、修枝剪叶的人虽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当我们看到它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是感到欣慰的。

(摘自李铁城主编《联合国里的中国人》第822页至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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