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国译训班学习生活散记
施晓菁
1977年末，我第一次听说联合国笔译和口译培训班的计划，当时是张国和先生告诉我的，他是我家的老朋友，当时在联合国工作。他是培训班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谈判期间曾多次来北京。此前，我父亲五六十年代曾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担任过国际公务员，我在那儿认识了张先生和其他联合国口译员，当时他们在日内瓦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我一直对语言和国际事务感兴趣，觉得口译是我最理想的工作。如能参加培训班，前途非常令人激动。
北京译训班的消息确定下来并且开始招生后，我立刻着手向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杂志社申请批准报名。说服工作颇费周折，我跟编委会所有的成员谈了话，尤其是主编，他不太热心。然而，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给我开了介绍信，批准我报名参加入学考试。我记得那是1979年初，数九寒冬，天气寒冷，天色昏灰。准备好了各种文件后，我骑车来到了外国语学院，报了名。
考官告诉我第一轮考试内容：笔译、视译和口试。我不知道什么叫视译，于是不得不向我从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朋友请教。口试时，考官叫我作了几分钟关于植树造林意义的演讲。第二轮考试内容不同：我们考了汉语知识和时事政治。考试时，我发现汉语知识题目很难，有汉语语法分析和关于四字成语的问题。时事题要求我们分析一些事件。
到这时，原来大约六百多名考生中只剩下40人。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考官的面试。此时已是夏天，我们在外国语学院集合，乘一辆大巴到东城国际俱乐部参加面试。我知道当时大家都非常紧张。每个人都穿得很整齐，我也考虑过穿什么样的衣服，以便给考官一个好印象。
在国际俱乐部我们按顺序轮流上阵。每个人都要单独面试。面试前考官给我们一段联合国的文件，告诉我们会从中提几个问题，叫我们准备15分钟。轮到我走进去时，心—怔，对面11个人坐成一个半圆，房间中央放着一套稍低的桌椅。其中至少有三四名联合国官员，其他的主要是负责培训班教学的人员。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那情形委实让人有些害怕。所提的大多是关于语言和理解的问题，还有一些关于这一职业和作为一名口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面试时间不是很长，没多久我和其他考生一起坐在外面，如释重负却又焦灼不安。
过了不久，当接到被录取的消息时，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一直希望从事的职业，我觉得仿佛一个全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我决心努力学习，学得越多越好。1979年9月，新学期开始我前去报到时，我的儿子刚刚九个月。我知道我将不得不为协调自己的学习和家庭做许多安排。幸好家里每个人都全力支持我，愿意帮我解决困难，故能满怀信心地开始新的生活。
译训班录取了 25人，10名口译和15名笔译。我记得的老师有张载梁、钟述孔、戴显光、俞天民和王若谨等。外语学院给我们提供了主楼南侧顶层的几间教室。当时没有语音实验室，没有训练设备，也没有图书资料室，甚至连磁带都很少。毎天上午8点开课，下午做作业和其他练习。第一学期我们学习的课程有国际组织、经济法、比较法、安全和裁军，以及时事，此外还有翻译课，中英文力向都有。 我记得有一名美籍华裔教授曾给我们开办了关于圣经语言的系列讲座，以帮助我们提髙英语水平。我们的背景知识课多由俞教授讲授，钟述孔教授教我们翻译。他给我上了中英文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他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辆火车，主句像前面的火车头，许多从句像通过连词和其他成分依次连接在后面的车廂。中文句子的构成则更像一把扇子，所有成分围绕中心意思通过意义的直接连接组织起来，同时也相互联系。直到今天，这一形象的比喻我一直未忘，并且在我理解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的差别，甚至思考两种语言和文化时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第一次尝试同声传译是在—间普通的教室里围着一张大桌子进行的。桌子上放着几个又大又笨的耳机，听筒由硬塑料制成。戴显光教授将导线插入用椭圆形罐头制成的临时接线板，组装成一个简易收听系统。语音试验室的设备正在运送途中，必须等两个月后才能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
那时，老师们都没有同声传译的教学经验，尽管几位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工作过的一些实际经验。 所以我们的训练进行得有点盲目，大家—起努力找到学习方法。中间，联合国总部曾有几位口译前来访问，我们问了许多的问题。我记得当时—个最为急迫的问题是：照词翻译还是照意翻译？当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年底时，新语音实验室在第一层的一间教室里建成。然而，由于供电不稳，电压起伏不定，设备很难顺利运行。张载梁教授买了一个大稳流器，但试验室只有每天下午开放两个小时。这时候，联合国经常寄来讲话录音带并附带讲话稿，于是我们就能开始认真训练了。
1980年春天，口译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个双声道录音机，还另外开了一个练习室，供下午练习用。只有老师上课时才使用语音室。这时候，笔译班和口译班已经分开上课了，口译班的学员每天要进行好几个小时的录音翻译练习。我们用录音机练习半个小时，然后休息，分小组讨论文稿，商量译法，排除困难。
期末考试时，口译学员一个一个在模拟会议室考试。张载梁教授特从英语系请来几位教授，对我们的表现进行考察评分。每一位在口译厢里完成两段短文的同声传译，中英文各一篇。记得张教授后来说那些教授对我们的优异表现非常惊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同声传译，他们说要不是亲耳听见，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1981年春，联合国再次派考官考核我们。除了翻译以外，这次面试更多的是行政性质，问我们想去哪儿工作，对未来的职业感受如何。十个人中四人被送往纽约，其他六人去了日内瓦，我是其中之一，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工作了四年。
（摘自李铁城主编《联合国里的中国人》第829页至8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