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新中国大学的首次合作
张中载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07日18 版）
上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两件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大事：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一
1972年，联合国致函我外交部，提出拟委托我国的大学为联合国培训中文同声传译和笔译人员。这原本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我国有关部门积极回应，乐见其成。但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此事历尽波折，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终底于成。
事虽小，却以其多个“首次”的特殊意义在我国教育史和公共外交史上留下记忆。
它的几个“首次”是：一、新中国的大学首次与联合国合作办学。二、新中国首次接受联合国援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向受委托办学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提供65万美元的援助。三、UNDP任命笔者为“联合国援华项目主任”，负责这一援助项目的实施，这也是UNDP首次任命新中国的大学教师担任这一职务。四、任命笔者为UNDP赴日考察团团长，考察日本外语教学，并为“译训班”以及第三世界采购电教设备，代表团成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员。五、在我国创建了第一个同声传译教学基地，为我国培养同声传译人员奠定了基础。六、新中国首次向联合国成批量输送本土培养的新生代中文同声传译和笔译人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此事涉及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和象征意义则远远超越了译训班本身。
二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国随即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任命中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是：英语、法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会议为这六种语言提供同声传译，联合国所有文件也采用这六种文字。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国民政府代表以及后来的台湾当局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都用英文，不用中文，中文同声传译人员形同虚设。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一律用母语中文。中文同声传译译员的紧缺和业务荒疏一下子凸显出来，引起联合国秘书处极大关注。此外，联合国原雇用的中文同声传译译员和笔译人员多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是美籍华人。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常用的许多新用语、词汇，尤其是政治性词汇很不熟悉，导致误译、漏译频仍。不少中文译员年龄老化，已难以胜任高强度、高速度的同声传译工作。
外交部在接到联合国的请求后，遂与教育部商谈，两部决定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承办。
三
1973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格拉布携夫人为此事专程来华，与我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会谈培训译员有关事宜。此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助理已先期访华，与我方进行了初步协商。格拉布与我方会谈顺利，就相关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会谈结束后，外交部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格拉布夫妇。格拉布对北海公园的景色、“仿膳”的佳肴赞不绝口，几杯茅台下肚，更是谈兴大增。他同我碰杯时说，“张先生，这将是联合国历史上与中国大学的第一次合作。为它的成功干杯！”
事情离成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这小小的一步却走了六年之久。
由于“文革”时期国内混乱的局势，此事一直被搁置到1975年。
1975年，小平同志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着手拨乱反正，很快批准了这一项目。相关筹备工作随即展开。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好景不长，“四人帮”掀起针对小平同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项目筹备工作再次搁浅。
四
1976年10月，正当我们望满天秋色、愁情无数时，却惊喜地迎来了“最是橙黄橘绿时”的一年好景：“四人帮”垮台了，“十年动乱”结束了。1972年，外交部、教育部正式发文批示北外承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1978年，北外院长刘柯赴纽约。在与联合国官员签约前，对方曾提出，若中方办译员训练班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把中国学员送到纽约培训。刘柯说，有很多困难，但中方可以克服。
1979年3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外交部、教育部关于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招生问题的请示报告”（国务院1979年87号文件）。招生工作随即开始。北外派员分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招生。因有国务院“红头文件”，招生工作得到三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一路“绿灯”。拟招收的第一期学员计25名，对象是大学毕业生，学制一年（第一期实际用了一年半），学员享受研究生待遇。
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培训工作人员，加之发生在十年“文革”之后，5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是预料中事。经过笔试、初审，进入面试的有50人。面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考官共14人，7人来自联合国，另一半出自中方外交部官员及北外教师。面试中我们注意到，联合国派出的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他们对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也有要求。有一名考生的口语流利，英语和回答均佳，中方考官原以为他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affected”（“做作”）三个词的英文评语撕破了他的入学梦。而在“文革”时期，所谓的举止、谈吐、风度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被弃之若敝屣。这位考生也许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为何未被录取。
五
第一期译训班于1979年9月开学。
十年“文革”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在百废待兴的1979年，译训班在重重困难中开学。
众所周知，任何形式的办学必不可少的是教师、教材和包括教室在内的硬件设施。而译训班中的同声传译培训却面临一无师资、二无教材、三无电教设备、四无经验的困境。可喜的是UNDP为我们提供了65万美元的援助，其中35万美元用于第一期的培训，3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这使我们得以有足够的外汇聘请外国专家，派教师出国接受同声传译培训，并购买急需的电教设备。没有教室，就先从北外英文系借用。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UNDP提供65万美元的资助，中方负责建筑一栋面积5000平方米的电教大楼。国家计委向北外拨款178万元，用于建楼和楼内设施。国家计委请国家建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把兴建北外电教楼列入1980年年度专项建筑计划。施工单位是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大楼于1980年动工，1983年落成。译训班终于有了自己的专用教学楼。此时，第一期学员已毕业，奔赴联合国工作。
我们要特别感谢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正是这位在解放战争年代被称为“独臂将军”的计委主任，快速、及时地批准了这笔建楼用款。文件送到他手中时，他正卧病于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还要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北京代表处的官员。在援助资金的及时到位、支持购买电教设备等诸多方面，他们都以很大的友好热情、极高的工作效率积极配合。正是在他们的配合下，北外使用部分援助资金派遣十余年未迈出国门的外语教师出国考察、进修。
六
1980年，在电教大楼动工的同时，UNDP决定组团赴日本考察外语教学，并为译训班和第三世界学校购买电教设备。代表团主要成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团长由笔者担任。在日期间，东京联合国大学校长约翰逊应UNDP要求，为代表团提供了许多帮助。在东京最难忘的一夜是在约翰逊家中度过的，他在家中设晚宴招待我。约翰逊是苏格兰人，他的妻子是黎巴嫩人，他的妻子掌勺做了一桌兼有苏格兰和黎巴嫩风味的晚餐，晚餐后他们的三个子女为我们演唱了苏格兰和黎巴嫩歌曲。这是一次颇具“联合国”色彩的聚会：地点在东京，主人是东京联合国大学校长，中国客人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出的代表团团长，参加聚会的有苏格兰人、中国人、黎巴嫩人。正如约翰逊先生所说：“它是一个小型联合国聚会。”
在东京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代表团拟为第三世界学校采购的电教设备数量多、金额大，引来日本松下、索尼、日立等电器公司的激烈竞争。即便是在松下公司内部，也出现了竞争。为争夺联合国代表团的接待权，松下国际科提出，代表团是联合国代表团，理应由他们接待。松下中国科则认为，代表团团长是中国人，代表团理应由中国科接待。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由松下领导决定：两科联合接待。代表团与松下签下采购大单，两个科遂能在评功论赏中分享业绩。
北外正是使用UNDP提供的当时我国十分紧缺的外汇，从挪威和日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教设备，使后来建成的电教大楼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学中电教设备最先进的电教大楼。
1986年，译训班更名为“联合国译员训练部”，至1993年培训终止，共培训12期学员，计227人。1994年6月，在此基础上，北外成立了研究生层次的高级翻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