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传事业的起步及其专业化–王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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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16-04-11

中国同传事业的起步及其专业化

王若瑾

德国诗人和文学家歌德说过:“只懂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就是说“只知其一,一无所知。”这里涉及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谈到翻译方式的个性与共性,确实也只有在做了同传,尝试了这种极端的翻译方式后,才逼得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同传是正常的翻译吗?”任何笔译员,只要戴上耳机试做一下同传,都会这么问。二十多年前,我有幸在有了一些交传的经历后,开始了我的学同传、教同传、做同传的生涯。我目睹了同传事业在中国的起步,并参与了中国第一代同传译员的培养。今天中国已有了自己的同传队伍,同传已成为一项专业,我愿在此回顾一下中国同传发展的历史,将它的过去和现在作个比较,并对它的未来作一个展望。

1.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同传

在国外,同传的历史已有五六十年,人们一般把它的正式使用、它的专业化和联合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所以在那以前,我们和国际社会没有广泛接触,和同传无缘。到了 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和中国外交部签署了合同,要在中国培养为联合国工作的笔译和口译员,外交部把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从1979年开始,到1993年,北外译员训练部(译训部)总共培养了12届学生,225名毕业生,其中口译103名。今天,这100多名口译员绝大多数都在联合国总部及其日内瓦、维也纳、曼谷和内罗毕分部及在海牙、蒙特利尔等地的与联合国有关的国际机构工作。到1994年,联合国的待聘名单上还有不少人尚未被聘用。此时,北外译训部就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内需要同声传译吗?需要的数量有多大?这样的困惑也就延续了一、二年的时间,因为自译训部1994年改名为高级翻译学院后,特别是1996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国外的交流日趋增多,国际会议越来越多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口译员成了紧缺人才,同传译员供不应求,不少高校纷纷着手筹办同传训练班。我国申请主办奥运会以及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时,中央电视台同传直播,让国人第一次直接体验了同传,从而扩大了同传的影响。在上海召开的国际消除贫困会议,世界银行网站作了现场直播,中文和英文两个声道都很清楚。今天同声传译这个词已进人人们的生活,同传也已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2005年2月,联合国在中国举行了第一次竞争性的口译招聘考试,它是对中国同传队伍的一次检阅,这样的考试在十年前,是不能想象的。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今天的同传市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同传。

  1. 第一代同传译员的培训

我们把译训部从1979年至1993年培养的105名译员归为第-代。从时间的跨度来看,可能长了一些,但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准、全、顺。他们是怎样被培养出来的呢?记得当年张载梁老师(他是译训班的创办人,劳苦功高)组班子时,问我愿不愿意教同传,我说愿意,但我没有同传经验。他说有一个好机会,欧洲共同体给北外三个名额,德、英、法各一名,你去布鲁塞尔学学吧!在欧共体的实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得益匪浅。我采访了不少资深口译,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强调两点:一是口译的实质。口译是传递信息,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不能被原语的语法、句法和用词所框住。一旦理解了,抓住了意思后,就要让目的语的语感指导你,自然地译出。二是交传的重要。他们说:学同传要从交传开始,因为这两个口译模式需要一些共同的核心技巧。交传需要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口齿流利,这也是同传译员必须有的素质。一个有经验的交传译员,经过一定的训练和实践后,能做同传是水到渠成的事。除了向欧洲取经外,我们还求教于联合国中文科的口译。当时纽约总部的资深译员熊元夏先生给我们写来了指导信,对我们的训练安排提了宝贵意见。他特别强调同传的基本技巧:尽量顺着原句结构,按照意群断句,然后还需要按照整句意思,根据译入语的习惯,连贯地表达。

我们根据取得的经验,制定了一个两年训练计划。第一年,学交传,并加视译课。交传训练可以改掉学生笔译训练时养成的仔细琢磨的习惯,交传没有时间来回推敲,讲话人话音—落,两三秒时间后,译员就得译出,这有利于培养口译员必须具有的“现时”、“限时”、“即席”意识。视译也是为同传训练打基础的课程,而且视译本身也可说是口译的一种方式,联合国会议上译员经常得做带稿同传,所以译员必须掌握视译技巧。视译课上,学生学到了断句、词类转换、顺序打发等同传的基本技巧,为第二年的训练铺平了道路。另外,我们还开设了联合国概况、术语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以保证学生对今后工作中要遇到的题材内容非常熟悉。第二年分班考试,学员们被分别编入口译或笔译班。

经过两年训练,联合国的录用考试,除个别学员外,大家都能通过。

我是这样总结成功经验的,有下面五条:

(1)从外交部到外语学院领导,从老师到学生,都有必胜的信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上!战略上貌视,战术上重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时的教师班子,就是用心搭建的:有英文比中文好的“假洋鬼子”,有能编汉语词典的老手,还有能边听美国之音边记录的快手。

(2)选拔合格的训练生。每届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本科毕业考生中选出的佼佼者,录取率起码是一比十。有了素质好的学生就是成功了一半。如果训练生缺乏迅速的反应能力,没有速度,那就不应该选口译,因为语言的基本功可以训练加强,知识面可以拓宽,同传技巧可以学会,但惟有反应能力和速度至今尚无成功的训练办法可以弥补,经训练后改进的余地也不大。

(3)上乘的教材。联合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字和录音资料。这些材料系统、全面、内容丰富、知识性强,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从中精选一部分作为课堂学习教材,其余作为学生课后的泛读和训练资料。

(4)考虑到联合国外交英语正式的特点,针对联合国口译“字斟句酌”的要求,我们认为译文的标准须是准确、完整、通顺。英汉这两种语言共有的主谓宾结构给同传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同传的压力下,为了省时,为了贏得宝贵的精力去处理难点,原语句子结构可不动的就不动,尽量顺着原语语序断句,合适地用上所有必须用的对等词、连接词。这个基本技巧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也是由同传的工作方式所决定的。

(5)强攻弱点,分散难点,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

1)针对中国学生英语语感差,而同传时“对号入座”的诱惑力又特别大,我们设计了大量必须意译的短语、句子或段落。每次训练开始时,用十分钟作为“热身”练习。这种练习多多益善,可常常做,而不限于训练的头一两个月。

2) 熟练掌握外交常用词,分辨同义词。

这样的常用词不少,但也不是很多,需要进行专项练习,既知道哪个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agree, approve, disagree),又能区分同义词。

3) 英文中有结构和意义提示的连接词的练习。

4) 比较级的练习

5) 汉语成语和习语的翻译

以上这些练习都是借鉴了英汉笔译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同传译员必须有笔译的基础,而且同传训练的过程也是更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的过程。

同传的难点:与交传不同,同传必须掌握两种能力:边听边说、以及处理和对付中英不同语言结构的能力。

为了练好“一心二用”,常做的练习有repetition和shadowing。但我们训练时用得不多,因为边听边说的能力在大量的同传练习后一定能训练出来。而一两周的练习,即使延长到一个月也还是达不到目的。学生的经验是三四个月后,量变会产生质变,自然就能够边听边说了,只是每个人所达到的高度不一样。

中英结构有相同的地方,但相差也不小,这是同传译员时时刻刻遇到的最大挑战。什么时候开口?句子如何结束?等久了,记不住;说早了,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这是需要花大力气来训练的。中到英和英到中的难点是不同的,需分别进行专门训练。

英到中:关键在于理解。中文高度灵活,动词又活跃,英文的长句断句后,译成中文短句,听上去达意、自然。重点要放在复合句,尤其是各种定语从句的译法。

中到英:针对中文“front-loading”的特点,中文中“的”字的用法,“对于”、“使得”的句子结构,专门设计相关练习,让学生学会存主语,变“的”字短语为句子,用一些能贏得时间、结构灵活的短语使中到英的同传成为可能。

为了分散难点,有必要简化改写练习的讲话稿,例如:练习“边听边说”时,把讲话稿中的结构复杂的句子删去,以减轻难度,使“一心二用”变得容易(SI is easy until it gets difficult.);而在练习断句、切句时,就可采取慢动作,放慢速度,以便集中精力攻句子结构。

强化训练,每日保证3-4小时的练习;

定期测试(每两个月就得有一次测验);

堂上堂下训练都要录音,老师利用录音带讲评,学生自己分析带子;

师生齐心合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营造了一个刻苦训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的学习气氛,保证了训练的成功。

我把译训部训练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努力方向归纳为三个字:实、严、新。实,针对同传的实时性,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面对现实,采取诚实、老实的态度。既然同传违背了翻译的常理,译员就必须吃透上下文,因为他们常常在没有听完一句话的情况下就得开口。另外,还要做到忠实,忠实于所译内容的意义是很不容易的,而忠实又是所有翻译模式(不管是笔译还是口译、交传还是同传)所共有的最重要的标准。第二个字就是严,要有严格的训练,从语言基本功到翻译技巧的训练都必须严字当头,一丝不苟,一步一个脚印,不允许半点侥幸心理。只有在严格训练的基础上,掌握了同传的基本功,才能去创新,涉足新的领域,试验新的方法,总结新的经验,到达新的高度。

  1. 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同传教学

我在1990年去了联合国总部,在那里任中文科科长,兼做同传,直到2002年退休。这是—段很有意义、终身难忘的经历。我和我的学生们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起战斗。他们的敬业精神、专业表现令人欣慰。李道豫大使代表中国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结束后,他曾专门写信感谢中国口译员们的出色表现。大使的表扬信激励了我们更加认真地工作。在工作中我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口译的社会功能,它的使命和要达到的目的。联合国的口译就是为多边外交和联合国的政治需要服务的。每年联大辩论、安理会正式会议,译员都是做书面稿的口译,即所谓“口头的笔译工作”(罗新璋),所以难度很大,必须做带稿同传。各国大使的正式讲话不允许口译员出现任何—点误译或漏译,我们的毕业生因受过严格训练,就不怕这样的挑战!像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联大讲话的带稿同传(略经准备)的译出率,可达95%以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讲演者的速度都被认为是很快的(每分钟160个词以上)。当然,我也看到了我们训练方面的不足之处,例如:在篇章层次上下的功夫不够,所以我们译文的段落之间的衔接,通篇的语气连贯不够。我们还缺乏灵活的战略,对于一些长篇大论的即席讲话,未能及时调整应对方法,等等。

2002年我退休回到母校,又重操旧业,教起了同传。时代在前进,教育改革在深化,科技日新月异,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市场经济的运作等都给同传教学带来了很多新气象、新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

首先,同传训练在纳入教育部正规的研究生课程以后,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因此,学生要学翻译理论,要探讨、研究同传模式,要把同传实践上升到理论。这是符合高等院校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专业课程的大方向的,也是必须做的。从这些年学生写的论文来看,质量也有所提高,从早几年的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到现在的实证性论文,论文既印证口译模式,又有实证试验,各种规模大小不同的测试,为同传研究积累了实例和数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其次,国内活跃的同传市场为青年教员提供了进一步实践提高本领的大好机会,使他们更有信心站稳讲台。信息高速公路给信息获得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保证了同传教材的不断更新,同传课堂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气息,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这也是以前所看不到的。 青年教员随时传授自己的同传经验:包括如何抓住主要意思,如何省略,如何做到言简意赅使译文生动吸引听众等,这些都让在书斋里的学生们耳目一新,跃跃欲试。

比较了新老时期的教学特点,我认为现在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本功训练不扎实,实践量不能保证。研二的学生,要写论文,又要找工作,忙得不亦乐乎,而同传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达不到一定的磁带小时数,质量是无法保证的。其次是教学秩序的问题。同传教员必须会做会,会做会的年轻老师又想多做会,如何妥善地解决这对矛盾是个新课题。再者,就教学法而言,就是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的一对对矛盾,比如:字词与意义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限制与自由、被动与主动的矛盾,局部与整体的矛盾。在同传的条件下,如何辨证地处理它们?最最躲不开的一对矛盾就是“极力保存原来文法之结构,而同时仍不失为通顺译文者”(齐宗华,520)。用同传的术语来说,就是“顺句驱动”与打破原句结构以传讯的矛盾。

那么,又如何看待“传讯不传词”呢?由于工作条件独特,笔译可以来回看原文,交传也可以听完一整段再译,而同传译员却常常不得不在尚未听完一句话的情况下就开口,这时译员最抓得住的似乎就是词,所以同传译员必须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不要机械地找对等词。但不可否认,讯息还得靠词传过去,不掌握关键的核心词,不会合适地把这些代码词溶到意思中,译员的译文肯定要大打折扣,要么意思走了样,要么迂回打转,琐碎啰嗦。更何况,有的时候,词就是讯,联合国裁军会上,有很多固定说法是不允许解释的。再者,同传译员经常会碰到自己不熟悉的题目,有些专业性很强,有很多不易搞清的概念,这时他不可能抓住说话人的的思路和意思,只能老老实实紧跟原文,搞代码转换,这样译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尽如人意,但在专业代表耳中,仍然可以形成概念和意思。这比抓不住意思,还在翻译意思的译文要可靠得多。颂文、祝辞、悼词等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因此必须尊重说话人的形式,尽可能准确地把他的用词贴切地译成另—种语言,这也是为什么这类讲话反而难译的原因。

“死”和“活”这对矛盾也是一样的道理,应该是先死后活。一开始就强调“活”,强调创造性,强调省略,肯定会影响基本功的训练。我们必须承认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理解力和语感的加强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透彻地理解,地道地译出信息,这是同传的理想境界。对中国译员来说,英译中时由于理解不能迅速、透彻,势必影响表达;反过来,中译英时,理解容易了,但英语的表达却处处是陷阱、堑险。所以中译英同传的训练过程也必定是译员打牢基础提高英语水平的过程。艺高才能胆大,没有透彻的理解,不精通译出语,哪来的创造?同传时还没有吃透全局,如何省略?如硬要为之,省掉的就一定是次要信息吗?同传的省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有有经验的口译才知道能省什么,这方面口译的裁量和酌情权是很有限的。抽象的原则谈起来容易,各种口译技巧的掌握也不难,可是译文的质量却大有高低之分。只有辩证地处理上述种种矛盾,抓住每个训练阶段的主要矛盾,对同传基本技巧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口译人才。

4.展望未来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同传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它刚赢得了一个专业地位,来之不易。在鲜花怒放的百花园里,它还只是一颗刚刚发芽的种子,需要大家好好爱护它,培植它,但首先行内的人要尽一切努力树立同传的专业形象。SI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同传不可能完美,但只有追求完美的人才能干好这一行。因为同传的高度是由这个行业内做得最好的人定下的。只有做得好的译员多了,它的专业地位才能巩固,这个职业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为了提高质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对同传的教学模式进行研究:高校的翻译专业是否应侧重学术研究,而把训练职业译员的工作交给强化训练班去做?我们要大力提倡研究同传,让国际同传界多多听到中国译员的声音,其中一项急需做的工作是对称职译员的现场录音进行分析,因为翻译说到底是实践活动,必须从实践出发,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

同传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同传事业方兴未艾,同传译员任重道远。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应紧紧地抓住它,闯出同传专业化的一片新天地。

 

(摘自柴明颖主编《口译的专业化道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第145页至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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